在上海复兴公园西侧，有一条香山路，虽然很短，但很幽静，却很出名。因为在这条路上，座落有一幢深灰色的两层楼房，它就是孙中山故居。

早年的孙中山曾多次来上海，但从无固定的住宅。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后，他从海外归来，沪军都督府为他准备的住宅在宝昌路408号(即现在的淮海中路650弄3号淮海中路小学所在地)。这里不仅是一处普通的寓所，而且是孙中山处理公务的重要活动中心。1912年1月1日， 孙中山就是从这里出发启行，乘专车前往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届临时大总统。

    1915年10月25日，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。第二年，夫妇俩自日本回到上海。曾租用法租界环龙路63号(现南昌路59号)一幢二层小楼房。这幢小楼房的楼下有客厅、餐室、会客室，楼上有办公室、卧室，再上有假三层。楼房正面上下为阳台，各有一拱门，楼下沿着阳台筑有一米高的围墙，由东首石阶进入内院，前院连着一片正方形的草坪，三面围以竹篱，花园内花木葱翠。孙中山在环龙路寓所写成了《会议通则》(又名《民权初步》)、实业计划》等重要著作。1916年11月14日，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上海民鸣社顾无为。当顾向孙中山报告亲演《孙中山伦敦被难记》新剧、英国捕房却借口孙中山本人不愿而禁演时，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掏出名片，写明“民鸣社演《孙中山伦敦被难记))，本人并不反对”，以表示支持。1917年1月16日，孙中山接待北京黎元洪特派代表商佐国中将来沪所授大勋位，在寓所举行了隆重仪式。

    孙中山虽曾20多次来到上海，但长期没有固定寓所。1918年，四位加拿大归国华侨从原准备在沪开化妆品厂的股本中抽出一笔钱，买下了莫利哀路29号(现香山路7号)的住宅送给孙中山。在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下，孙中山不便推辞，于是在1920年1月从环龙路迁入新居，直至1924年11月北上，他们夫妇俩一直居住在此。

    这幢小楼环境幽静，布局合理紧凑。楼前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，三面环绕着的冬青、玉兰、香樟和松柏苍翠欲滴。屋内楼下是客厅和餐厅，楼上是书房、卧室和室内阳台。室内的陈设是1956年来庆龄按当时原样布置的，绝大部分是原物。

    走进客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用五色木块拼成的大镜框。镶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拍摄的照片。这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色象征着当时的五色国旗，意喻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民族的共和。镜框四角刻着相同的花朵图案，每个图案由18颗星组成，表示在辛亥革命时全国共有18个省响应。像片的周围用彩色丝带围成一个钟形，意喻孙中山要用革命的钟声唤起中国民众。

    餐厅中陈列的一把精制指挥刀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是日本友人久原房之助赠送的祖传宝刀。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，曾掠去这把宝刀。战后，经过交涉又重归故居。陈列品中还有中山先生1924年北上时沿途各地赠送的银盾、银杯等。

    楼上是书房、卧室和客房。书房中央摆着一张普通的写字台，台上放着当年中山先生使用过的文房四宝。周围墙上接着大小不同的地图，其中一张“上海吴激间水陆交通图附军队配备地点”和另一张用毛笔画的军事示意图，都是中山先生亲自绘制的。在书房里和室外走廊上，存有中外文藏书27O0余册，内容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历史、地理和法律等诸多方面。

    卧室中的床、衣橱等，布置简单、朴素，都是原来就有的。墙上接着孙中山和宋庆龄1930年的合影。宋庆龄微笑地端坐在椅子里，孙中山亲切地站在她身旁。

    楼上右侧是一间小会客室，壁橱内陈列着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“中山装”。这是1923年他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，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，穿着不便，而且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、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，而中国原来的对襟式短衫或大襟式长衫等服装，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，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，于是在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“企领文装”基础上，加上翻领，把三个暗袋改成四个明袋而成。孙中山说，这样改革衣袋，便于携带书本、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必需品，衣袋上再加上软盖，可使袋内物品不易丢失。这种样式的服装一经孙中山提倡，在中国民众中广泛盛行，经久不衰，故以“中山装”命名。会客室里还陈列着中山先生行医时使用过的医疗器械，以及他使用过的票夹、眼镜、行军餐具等，通过这些陈列的物品，可以想见这位革命先驱当年为国操劳的工作情景。1922年，孙中山在这里会晤了李大钊和林伯渠同志。 　

    经过多次交谈，孙中山于当年9月在这里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、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历史性会议。

    在上海期间，中山先生深居简出，生活简单朴素，平时见客，无论冬夏，总是一身中装或中山装。他精神饱满日常佐餐仅三四昧小菜，间有宴请宾客，多用闽菜招待。外出无自备车辆，有时雇用马车，每月生活应酬开支，由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入帐，个人并不领取薪水，故经济上常感桔据。

    香山路7号是中山先生生前最后居住的寓所，时间虽仅4年多一点，但却成为孙中山的思想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见证，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发起和酝酿之处。他的《孙文学说》、《实业计划》和《民权初步))等一些重要著作，也是在这里完成的。孙中山逝世后，宋庆龄继续居此，1913－1933年先后在此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、埃德加斯诺和英国作家肖伯纳；1937年7月，会见赴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、秦邦宪、林伯渠，拥护支持中共提出共同抗日主张。